我1958年在中共宜兴县委工作时被错误地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，直到1979年2月27日得以改正平反，整整失去了二十年的宝贵青春年华。平反后，我决心把这失去的二十年补回来。如阎王允许的话，退休后我退而不休，再干二十年。
1979年我虽然平反了，但生活十分艰难，身上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，三个孩子都在读书，那时要是能吃上一个炖鸡蛋，已是十分高兴的事。在此境况下想重操旧业——收藏，该如何办?我就选择了刚时兴的请柬，请柬如同落花之瓣，我欲使它再散发芳香。请柬是人们阅后即弃不用花钱之物，我只是通过名人词典、报刊人物，发信向当事人求援，当初发一封信只要8分钱邮票，我一年发300封，也只要半个月的工资，这支出能承受，就这样东海之滨、云贵高原、大洋彼岸的请柬像雪片似的进入收藏馆。
后来经济略有好转，我由礼宾文化研究发展到婚俗文化研究，大批购进结婚证、离婚证。北京劲松市场、潘家园，上海福佑路，云洲商厦，南京故宫博物院、朝天宫，无锡南禅寺等是我常到之处，当初(上世纪九十年代)一张结婚证一、二十元，二、三十元就能买到，为此我捷足先登，成了婚书收藏大户，2002年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《华夏婚书婚俗》，2006年又出版了《华夏婚书欣赏》。
上世纪90年代，随着经济收入增多，我开始收藏文书票证，进行民俗文化研究，由小文化迈向大文化，300元一张清代的国子监《监照》、 《户部执照》；800元一张的清代《功牌》，千把元一张的清代毕业文凭。上万元一张的圣旨亦逐步进入收藏馆，藏馆由原来的《储敖生请柬收藏馆》经政府批准注册改名为《宜兴市民俗文化史料馆》，一步一步提升。
就这样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经济生活的改善，藏品由低级发展到高级，研究的课题亦由小文化发展到大文化。收藏就是这样，不能一口就吞象，要慢慢来，循序渐进。
